魏晋书法

魏晋是中国书法的自觉时代：玄学清谈与「人的觉醒」把书写从实用技艺提升为个体才性的表达，楷、行、草三体同步成熟，二王确立了此后千年「帖学」的源头范式。

自觉的时代土壤

汉末儒学崩解，老庄玄学代兴，士人清谈析理、人物品藻成风——品评目光从道德事功转向风神才性，即《美的历程》所论**「人的觉醒」**：对个体生命价值的自觉，外化为对风度、言谈、艺术的讲求。书法恰是最「见人」的技艺，一点一画皆露才性气度，遂从文史附庸升格为士人竞逐的艺术。

支撑条件有三：

书家自此不再是无名书吏，而是有名有姓、以书取声的士人艺术家。

书体演变总览的谱系至此收官：篆、隶在秦汉完成正体使命，楷、行、草在汉末魏晋之际约两百年内同步定型，各体形态细节分见楷书、行书、草书。

五体至此齐备。书法史自此由字体演变史转入风格与书家史——这是魏晋给予书法最根本的结构性转折。

王羲之（303—361），字逸少，琅琊人，官至右军将军、会稽内史，世称王右军。初师卫夫人（卫铄），后渡江北游名山，遍观李斯、曹喜旧迹，兼取钟繇楷法、张芝草法，「兼撮众法，备成一家」。

其历史功绩在变古质为今妍：

永和九年（353）会稽山阴兰亭修禊，羲之乘兴作序，二十八行三百余字，二十余「之」字无一雷同，后世尊为天下第一行书；真迹相传殉葬唐太宗昭陵，今存神龙本唐摹。《丧乱帖》书「痛贯心肝」之悲，笔势由徐而疾、由整而破，心绪起伏尽见于点画——情性与笔墨合一的极致。

王羲之《丧乱帖》，唐摹本，与《二谢帖》《得示帖》合装一卷，现藏日本

「书圣」地位历经三阶段确立：生前书名冠绝江左；梁武帝抑献扬羲，扭转南朝小王盛势；唐太宗亲撰《晋书·王羲之传论》，尊为「尽善尽美」，锐意购摹，帝王加持下定于一尊——尊王如何塑造唐代书风，见隋唐书法。

王献之（344—386），字子敬，羲之第七子，官至中书令，世称王大令。据张怀瓘《书议》，献之少年即劝父「大人宜改体」，斥古章草「未能宏逸」——不守父法而求更大开张。

献之引草书连绵之势入行，上下牵连不断，世称**「一笔书」**；小楷《洛神赋十三行》（玉版）秀劲疏朗，《鸭头丸帖》纵逸自如，《中秋帖》为「一笔书」代表（传米芾临本）。南朝宋齐间献之门风一度盖过乃父：外甥羊欣传其法，谚曰「买王得羊，不失所望」。

大王立法度之中庸，小王开纵逸之极势，父子合为帖学正脉，后世行草几乎无人出其外。

魏晋士人以尺牍（书信）为日常，问候、吊丧、快雪、腹痛皆成笔墨——颜之推谓「尺牍书疏，千里面目」，书信即人的门面。尺牍的私人性与即兴性使它最见真性情，行草相杂、短札数行，正是二王书法的主要载体。

二王真迹今已无存，赖两条途径传世：

以二王尺牍摹刻本为范本的书学传统即帖学，主导宋元明近千年。王珣《伯远帖》作为东晋名家真迹孤本，与《快雪时晴帖》《中秋帖》同列乾隆三希堂。

王羲之《快雪时晴帖》（三希堂法帖刻帖本）

同时北朝盛行碑版墓志，与南朝尺牍帖书分流对峙，见南北朝书法；碑帖两大传统至此埋下伏笔，直至清代再成对垒。